6重建历史古迹真的是一种中国式愚蠢吗|人脑中控制人平衡力的是5

重建历史古迹真的是一种中国式愚蠢吗 [摘要]老建筑的修复能否保存这一片民俗的和历史的空间,为传统文化的复活保住血脉,至于那些老房子和古城是否百分之百是它原来那样,那其实关系也不是特别大。作者:维舟(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 在当下中国,要干点什么大事,很少能不引发争议。修复古城当然就更是了——在复建的明太原城工程见于报道后,显然有许多人不以为然,认为“复建”的古迹不过是假文物,目的也不在于古迹保护本身,而只为了开发旅游之类的商业目的。此外,省下这笔钱用于改善民生,岂不更好?这些年来,国内的确有许多“拆真古董,修假古董”的蠢事,不过,要说“古迹只能修复,已经消失的古迹,不可能复建,所能复建的只能是假托其名的假文物”(见十年砍柴《即使把阿房宫复修得超过秦始皇又能如何》一文),这却也未必。认为文物古迹是不可触动、复原的存在,看似是尊重,实际上意味着距离感,认为它与现代生活无关。如果说看到“假古董”生气,那一定程度上倒不如说是因为复建的水平太差——不过,大部分人之所以反对复建乃至必要的修复,与其说是“古迹修复 复建得怎么样”这样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古城该不该修复 复建”这样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即便复原得再好,他也会不以为然,因为“复原”本身就被看作错误。河南汝南宏济桥,一座历经500余年的古桥。东方IC供图“修复”(restoration)和“复建”(rebuild)当然在概念上是有所差异的,前者是指在原物基础上“修旧如旧”,而后者是指在原物已基本不存的条件下将其复原。有些人主要反对后者,认为太原古城的复原就是一例;而更多的人则不加区分地反对所有这些做法——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国内确实有太多“破坏性保护”,以“修复”的名义反倒给古迹造成新的损毁。在实际操作中,它们的边界往往并非不可逾越:公元2世纪时,罗马皇帝哈德良主持“修复”万神庙,仿佛这仍是150年前始建者的作品,但从现代的角度看,他其实是用一种新的形式“重建”了它。“将古迹作为不可触动的过往遗存加以保护”的意识,是一种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观念,这与西方绘画艺术中的透视法、本体论上的主客体二元关系有着密切关系。即便如此,这种意识也要到19世纪才最终确立,而城市中某个历史街区或建筑群,则晚至20世纪才取得了历史文物的身份。在此之前,无论中外,历史建筑之所以能保留下来,通常是因为遭到忽视,而非受到保护。拿破仑在回忆录中曾说,他为首都巴黎的改造制定了宏伟计划,如果他能再多活20年,旧巴黎的任何东西都不会剩下!资料图:巴黎凯旋门这些年来,中国的历史城区保护确实走了不少弯路,但平心而论,这大概也是不可避免要交的学费,因为“正确的古迹保护”的现代意识要深入人心,本身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欧洲,直至19世纪严格确立标准之前,“改造”、“美化”、“改进”、“翻新”、“维修”、“修复”(restoration)之类的概念,往往都意味着对古建筑不同程度上的负面乃至毁灭性干预。在二战末期的意大利战场上,美军特意派出一批代号为“维纳斯修理工”的文物军官去协调,以避免遍地都是老房子的意大利城市毁于炮火,而大部分官兵毕竟并不清楚哪些文物更值得保护;然而在此之前,美国从未被视为在文物古建保护领域有何杰出表现,相反倒有过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古建筑也糟蹋了的著名案例。(美)比尔·布莱森 温华、张艳蕊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01按游记作家比尔·布莱森在《失落的大陆——美国小镇之旅》中的描述,1928年约翰·D.洛克菲勒投入巨资重建的威廉斯堡完全是一团糟:“你根本不能确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凭空捏造的”,总督府看似很古老,但却是1933年才重建的,原建筑1781年毁于大火,没人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在你转到的每个地方,都能碰到伪造的痕迹。……你发现自己在不断地猜疑,你正在观看的到底是真正的历史,还是某种迪士尼式的装饰?”这在许多古建修复的教科书中被视为一个失败的典型案例,共有82座建筑被修复、341座被重新建造、720座1790年代(洛克菲勒确定的截止时间)后的建筑被毁坏。这促使人意识到,如果不想让修复工程沦为“电影外景地”,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高水平的施工实践。位于威廉斯堡的州长宫然而,这意味着历史古迹完全不应被修复或不应复建吗?并不是。读一读Jukka Jokilehto所著的《建筑保护史》,就可知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的确,一直有学者反对任何修复(如英国学者John Ruskin声讨任何修复行为,认为这其实是对纪念物的“毁灭性破坏”),但另一些学者,如George Scott,则觉察到Ruskin在保护主义上已走得太远了,因为,虽然不对那些古老的雕塑作品或已经废弃的建构进行修复的做法是可取的,但“对于那些既是古迹又同时仍在使用的建筑(例如教堂),若不经常加以修缮,它们是无法存留下来的。而且,这些建筑的损坏过去已经在发生”。这方面,德国在1842-1880年间按严格的建筑保护观念修复的科隆大教堂是一个堪称典范的案例,并确立了一个原则,即“最好的修复应该是根本看不出改善的修复”。科隆大教堂旧景1839年,法国学者Adolphe N. Didron将早期古建筑修缮的原则更细致地阐述如下:“对古代纪念物来说,加固(consolidate)胜于修补(repair),修补胜于修复(restore),修复胜于重建(rebuild),重建胜于装修(embellish)。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随意进行添加。最为重要的是,决不能擅自去除任何东西。”因此,复建至少并非古建筑修缮时完全被禁止的选项,也不是最糟的。1902年,威尼斯地标性建筑圣马可大教堂的钟楼倒塌,围绕着是否应当重建它,两派爆发激烈争论,最终支持原样重建者胜出。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塔楼于1910年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完成重建,对威尼斯的城市景观一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事实上,经历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炮火的欧洲,有大量城市历史街区都经历了修复乃至重建。二战结束后,由于许多古建筑损毁严重,法国不得不重建许多古迹的受损部位,在十年之内完成了多达700多座历史建筑的修复或重建。最惊人的案例是波兰首都华沙老城和日本冲绳首里城王宫的重修工程。这两处古迹在战争中都几乎被完全摧毁,像首里城遗址甚至在战后已建造了琉球大学,但最终,当地都选择了复原旧迹。波兰首都华沙老城也许令一些人感到费解的是:这两处“假古董”居然还被承认为世界文化遗产,这至少表明即便是在文物古迹领域最高的权威,也并不排斥必要的、高水平的重建。不仅如此,这两个重建工程都极大地激发了当地人的自豪感。当1992年决定复原首里城时,冲绳当地“报纸上没有一天不登载关于首里城复原的报道”(《现代冲绳史》),这被视为“在重新确认冲绳本身的历史、文化的同时,创造开拓冲绳明日的‘自信’和‘骄傲’”(1992年4月15日《琉球新报》)。在波兰,人们为自己能在“纳粹摧毁华沙之后让它重生”感到特别自豪,而这一浩大的重建工程还使波兰形成了自己的修复重建技术知识和人才储备,甚至将之作为一种项目输出到其他国家。就此而言,如果山西人对重建的大同古城和太原古城感到“提气”,这至少无可厚非。2008年,韩国第一号国宝、首尔老城崇礼门被人为纵火,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损毁,但韩国并未觉得“既然已经毁了,重建也只是没意义的假古董”,而是立刻决定拨巨款整座重建,并于2013年完工后重新开放。同样,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昆明象征的金马碧鸡坊在十年浩劫中被拆毁,但1998年重建后,它无疑是提升而非损害了昆明的城市形象。这些地方,关系到一个地方的文化脉络和社会心理,并不完全是它能带来多少游客的简单市场收益问题,因为复原历史性建筑,总比这块地方被丑陋的现代住宅取代为好。金碧广场和金马碧鸡坊从中国传统观念上来说,自然也并不存在“古迹就是从古留存至今的文物”这种想法。1884年黄鹤楼毁于火灾,刘千俊感慨唐宋古迹毁灭可惜,但此楼其实却是1869年重建,也很难说就忠于唐宋时的原样,它只是“因名而古”。与西方文明中那种强调“实体的永恒存在与绝对存在”的理念不同,东方文明更看重变化和联系——日本的伊势神宫每隔二十年就要按原貌重修一次,最重要的就是守护这份在世代中连续流动的无形遗产。加上中国建筑不常用石头而喜木材,所以过若干年重修各种楼亭乃是常事,文人墨客照例会写一章“重修某某亭记”,至于它是否百分之百忠实于原样,却不是关注的重点。学者Simon Leys曾说中国传统观念中“永恒并不是否定转变,而是赋予转变以形式;持续性不是通过无生命物体的不朽得以确保,而是在连续的世世代代的流动性中得以实现”。上海新天地的模式其实倒是相当西化的:将个别纪念性建筑偶像化为不可变更的绝对存在,而其他建筑则被全部铲平。上海新天地这些年来就我在浙江乌镇、福州三坊七巷、成都宽窄巷子等地所见,很多这类历史建筑的修复乃至重建,确实未必完全忠实于历史原貌,有时甚至想:中国的历史城区修整,难道还会是另一种样子吗?然而,我现在对此也并不像以前那么愤懑和反感了。空间的衰败本就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城市化运动首要改造的目标,当代汉语的政治词汇中“旧”又总是暗示一种消极意义,涉及一种需要改造的状态,一些近代激进思想甚至强调过去与未来存在某种不可调和的对立。现在对历史城区的这种改造至少不再是那种彻底抹平的“改造”,新和旧得到了调和,“旧”也可以很“新”。几乎每个城市修复的老城,都呈现出重生般的活力,成为当地的新景观乃至时尚去处——这并不违背历史建筑保护的原则,因为保存老建筑的最好办法就是为它找到用途。正确的做法并不是对古迹和遗址作为与自己生活无关的死物远距离地膜拜(其实它们衰朽的时候也未必多受尊重),而是让它们作为传统和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继续存在于现代生活中。许多人在反对重修老建筑时,常抱有一种矛盾心理而不自知:一面将历史遗迹偶像化,另一面又觉得老建筑修好了也没什么实用价值,这正是因为他们将历史遗迹看作和自己生活没什么关联的事物。照这个逻辑,历史遗迹唯一应有的命运就是任由它们逐渐衰朽破败,直至成为废墟。然而,如果老建筑彻底毁坏,那么文化传统也就失去了可以寄身的空间。哪怕重修的并非真正的“古”,但只要保留那个空间,那么浸透在空间、人事中的民俗传统也就能得以依附而现实化。在我看来,这个无形遗产的守护要比有形的更重要。如果建筑只是个住人的空间,那战后波兰人为何非要复原华沙老城的形式,而不是在原址的废墟上完全建造一座现代化新城?如果历史建筑就缺乏实用价值,那欧洲、日本那么多保存完好的历史城区里,人们都是怎么生活的?难道都任由那些老房子空关着?就此而言,我真正关心的是:老建筑的修复能否保存这一片民俗的和历史的空间,为传统文化的复活保住血脉,至于那些老房子和古城是否百分之百是它原来那样,那其实关系也不是特别大。在多大程度上修旧如旧,那是学术问题,可以交给学者们去判定,对于民众而言,重要的还是一个文化传统的空间和社会心理的凝聚。即便只是从旅游业的角度出发,游客们真正想体验的也是各地的社会文化现实,某种有所传承的习俗中展现的“活”文化,用英国学者Bella Dicks的话说,现在,“文化成了旅游业的核心,旅游业也成了文化的核心”。固然,主政者复建古城的出发点往往是着眼于其旅游开发,但如果仅仅这样看,那就太低估了其意义;它至少还涉及城区改造、文化资源整合、提升城市形象、重塑传统、留存文化空间乃至改善老城居民生活等一系列综合性目的。你不能一面说重修者并不真正看重历史遗产,只是为了借此推动旅游市场来捞钱,另一面又指责重建它毫无意义,不如把这钱拿去改善民生——这两者原本就结合在一起,通过拆迁、推动旅游市场,不也同样在改善民生?即便从最低的层面上来说,重建古城这样的大工程,本身就会为当地创造许多就业机会。至于这一切究竟值不值、对不对,学者们会用笔、百姓们会用嘴、游客们会用脚,来做出最终的评判。不过,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最终决定这个评判的,恐怕更多的是在于“重修的技术水平好不好”,而不是“该不该重修”。资料图:维修中的襄阳城墙西段。东方IC供图…………………………本文系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大家》微信ipress,每日阅读精选文章。